深入探讨“道德讲堂”与以往的宣教模式最大的不同，就在于她进行宣讲的主体发生了变化：原来的宣讲人都是被评选出来的模范人物，老百姓是坐在台下来听、来学习的，而在“道德讲堂”这一形式中，走上前台讲的多是老百姓自己。2011年2月，在常州市钟楼区西林村开展了一堂主题为“道德讲堂大家讲，共话农民变市民”的“道德讲堂”，村民张老太停好卖泡菜的三轮车也来参加，也要赶赶这“道德集市”，说说自己的幸福感受。

从这样角色的变化就很好地回答了“道德讲堂”由谁来讲的问题。普通人都可以站出来给大家讲，这样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就构成了“道德讲堂”赖以生存、得以扎根的土壤，百姓构成“道德讲堂”的主体，也成为最直接的受益者。“道德讲堂”从群众中汲取精华、获得力量，又把“道德的种子”撒播到群众中去，老百姓跟“道德讲堂”没有距离感，使之能够深深地扎根在群众中，百姓为其的发展提供了不竭的动力。

文明城市创建是“道德讲堂”得以产生的巨大推动力，“道德讲堂”也成为推进文明城市创建工作的有效载体。

这些年来，在文明城市创建工作中，各地文明办的积极投入，使公民在思想道德素质方面迅速提高，他们邀请道德模范、“身边好人”到百姓中言传身教，让“道德讲堂”变得鲜活和丰满起来。像常州、福州、苏州、南通、包头、广州、南宁、东莞、嘉兴等城市“道德讲堂”就办得有声有色，“道德讲堂”的好声音逐渐传扬开来。

“道德讲堂”宣扬美德、引人向善，结果就是让美德故事、道德理念在老百姓中“一传十、十传百”。“道德讲堂”也从中获得了存在和发展的动力。

随着“道德讲堂”在常州产生并逐步推广至全国，我们能够看到“道德讲堂”成为多种社会关系的交叉点。她成为百姓交往的良好场所，很多人就是通过“道德讲堂”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，在“道德讲堂”里化解了邻里矛盾；同时，“道德讲堂”也成为连接政府和群众的重要纽带，政府可以把宣传思想教育的内容因人因地的转化成“道德讲堂”讲述的内容，并加以适度引导，这样就使得老百姓乐于接受，也乐于与政府交流。如此一来，“道德讲堂”就获得了产生和发展的重要保障。

“道德讲堂”之所以能以“讲堂”这样“亲民”的形式推广开来，这与建设学习型社会的导向密不可分。可以说，“道德讲堂”的多种类型对应了“学习型党组织”、“学习型社区”、“学习型系统”、“学习型机关”、“学习型企业”、“学习型村镇”还有“学习型家庭”等等学习型组织。“道德讲堂”建设就是学习型城市建设发展到一定阶段而带来的“转型升级”，简单的讲，就是“你学我的优点，我学你的优点”。

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对公民道德提出了新的考验，近年来，中央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工作，先后出台了《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》 、《深入开展学雷锋活动的意见》 等。党的十六大以来的这十年，道德建设创新的底蕴更加深厚。今年，中央部委两次在常州召开道德建设专题现场会，推广“常州经验”，从中央到地方，“道德讲堂”迅速开花结果。

网络技术、多媒体技术、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，大大丰富了道德建设的形式和手段，一改以往传统枯燥的说教，通过网络传递文字、图片、声音、视频、手机短信等丰富多彩的形式，在华夏大地上掀起道德传播的波澜。例如，南通开设的广播电台“空中道德讲堂”、文明网的“网络道德讲堂”和“QQ道德讲堂”、以手机为渠道的“新市民手机报道德讲堂”等，创新了方式方法，效果不俗。这样的多手段、多形式使了“道德讲堂”摆脱了单一的形式，使之成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、易于接受的事物，这也就保证了“道德讲堂”产生之后能够被广泛接受。

“道德讲堂”跟以往很大的不同在于她的宣讲场所。“道德讲堂”几乎可以在我们社会的各个场所设立：学校、小巷、论坛、职工学堂、新市民夜校等等，而场所的普遍性并不意味着开设“道德讲堂”的随意性，而这些深入日常社会生活的场所能在短时间内拉近百姓与“道德讲堂”的距离，远离了高高在上的“庙堂”，这些地点为“道德讲堂”深入群众提供了便利，也为她的发生、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。